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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出庭證人作證確保庭審公平正義

完善出庭證人作證  確保庭審公平正義

周宇  楊輝  周漢基

[摘要]證人證言,是指證人在訴訟過程中,向司法機關陳述的與出案件情況有關的證詞。這是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根據,是刑事訴訟法的重要證據。但在司法實務中,證人出庭作證制度難以得到有效落實,在客觀上淡化了控辯雙方的對抗性,弱化了庭審公正應有的法律效果。如何落實、保障、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值得每位法律人深思,也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現實要求。

[關鍵詞]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庭審公正  完善建議

    一、前言

刑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查明犯罪事實,證人作為知道案件情況的人,其證言對于查明事實真相具有重要意義。由于證人證言具有主觀性強的特性,決定了完善證人出庭制度具有客觀的必要性及現實的緊迫性。

黨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發揮好審判尤其是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的重要作用,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其中完善證人出庭制度,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

2016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頒發《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對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其中第十二規定:“完善對證人、鑒定人的法庭質證規則。落實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提高出庭作證率。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以上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和兩院三部的《意見》第十二條規定,其中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第一款法官的對證人出庭作證的“酌定權”作出較為準確的限制,對是對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完善提出明確的要求,也是對律師刑事辯護的重大機遇。

二、我國現行法律對于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相關規定

(一)關于作證義務和證人資格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第一款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即了解案件情況的人(包括親眼見到、親耳聽到犯罪行為發生,或者親眼見到、親耳聽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或者親耳聽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對案情的敘述等),都有義務提供案件的真實情況,來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還是無罪,罪重還是罪輕。這是對知道案件情況的人規定的法定義務,每個公民都應當予以遵守。該條第二款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這主要是對證人是否具有作證的能力進行審查,對保證證據真實性具有重要意義。其判定的主要依據在于該證人能否準確認識待證事實及正確表達。

(二)關于證人證言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是在立法層面上明確規定,證人證言作為定案根據必須經過質證的法定程序。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要控辯雙方質證,包括控辯雙方就證人提供證言的具體內容或者就本方想要了解的情況對證人進行提問,通過提問,讓證人全面深入地陳述證詞,暴露虛假或者不可靠的證言中的矛盾,便于法庭審查;還包括針對對方提出的證人證言中存在的疑點提出問題和意見,或者答復對方的疑問,提出反駁的意見。二是要經查實,在法庭調查中通過質證,確定證人具有舉證資格,確定證言的收集程序合法,并運用全案的其他證據,進行綜合分析,排除疑點,確認證言的可信性。在此過程中,要求審判人員始終要客觀地傾聽控辯雙方的意見,才能正確認定證言。

(三)關于證人出庭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這明確規定了證人出庭作證需同時符合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控辯任一方對證人證言有異議,包括認為證人證言不符合實際情況,與其掌握的其他證據之間存在矛盾之處等。二是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才有必要出庭作證,包括直接目擊案件的發生,是案件主要甚至唯一的證人,對于印證其他可能定案的證據具有重要意義等。既包括單獨影響定罪、量刑,也包括既影響定罪,也影響量刑。三是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出庭作證的必要性。這取決于人民法院綜合全案情況予以考慮,包括提異議的情況以及對定罪量刑的影響等。這實質是賦予法官的對證人出庭作證的“酌定權”,換言之,證人出庭是否作證,由法官認為是否有必要決定。

(四)關于強制證人到庭及對拒不出庭作證的證人如何處理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處罰人對拘留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復議期間不停止執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該條第一款規定一般情況,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應當出庭作證。否則,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作證。這里的“例外情形”,即如果證人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可以免予強制出庭作證。第二款的規定,其最終目的不是處罰證人,只是為了確保證人出庭作證而采取的最后的保障手段。

    三、證人出庭作證制度難以落實的現實困境及原因

(一)證人法制觀念淡薄,趨利避害的主觀心理作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慣性思維嚴重。我國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率很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傳統的原因,也有對自身利益的考慮。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國是一個高度人情化的社會,人情關系讓人們不愿冒險破壞這一張張關系網。證人或許與犯罪嫌疑人有密切關系,或者受過犯罪嫌疑人或其親友的恩惠,抑或是其與被告人或被害人有私仇,借機報復。二是證人最擔心的是作證后受打擊報復,而這種悲劇或許隨時會發生在每個敢于站出來還原事實真相的證人身上。三是怕出庭作證耽誤時間,有名望的人怕出庭作證損自己的面子,還有就是怕對自己造成交通費、誤工費之類的經濟損失得不到有力保障。這就致使證人在權衡“利益”與“正義”的過程中,選擇了前者。

(二)法官對證人出庭作證的酌定權過大,缺乏有效限制條件。在司法實務中,控方常以“證據與案件無關或者明顯重復、不必要”為由提出異議,而法官也會往往以“案卷材料已有記載,證人沒有必要出庭作證”為由,拒絕辯護律師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申請。筆者承辦在的一宗涉嫌受賄的職務犯罪案件中,控方指控李某某收受柯某某30萬元賄賂,僅憑2015年10月唯一的一次問話筆錄,但筆者委托柯某某辯護律師向他調查和在他案庭審中,他承認預交給李某某的30萬元是河砂招標等保證金,不是送李某某作為理順關系的賄賂金。筆者申請法院通知柯某某出庭作證時,承辦法官開始說柯某某不愿意作證,筆者要求依法強制他出庭作證,法官卻說本市無此先例而不通知,最終包括在第三次開庭在法庭上口頭申請的這一次,筆者共八次提出申請,而法院都不通知該證人柯某某出庭作證。

縱觀該案,之所以法官不通知證人出庭作證,這就是法官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款“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規定,任意濫用“有(無)必要出庭作證”的酌定權。其實,“對證人證言有異議”及“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是實質條件,“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是形式條件,而且據兩院三部《意見》第十二條的規定,把“人民法院認為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作為法官證人“有(無)必要出庭作證”的必備條件,當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的異議,而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一方申請時,法官應當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否則,不通知證人出庭作證的,就是審判程序不合法。

 (三)公訴機關在舉證時,往往會濫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條“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應當當庭宣讀”的規定,致使庭外寫的書面證言在刑事審判中大行其道,變相弱化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公訴機關在法庭上宣讀書面證言,由于無法當面質證,法官不能直接觀察主客觀因素對證人當庭作證的影響,不能通過證人表情、動作的細微變化審查證言的可靠性,無法從質證中查證證言的邏輯性,辨別證言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不能在審判時形成強有力的證據鏈幫助法官作出正確的裁判。同時,也使控辯雙方不能對證人證言進行充分的詢問和質證,不利于在法庭上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不利于刑事審判工作,這會滋生“程序不公”。其實,這條規定強化了這樣一個理念:證人不出庭不影響法院裁判,強化了法官依職權主動審理案件,這與庭審改革的初衷弱化法官的主動性,使法官被動消極相違背。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在立法和司法中嚴格限制證人書面證言的采用。

    四、完善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建議措施

(一)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的法律意識,充分保障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有效解決證人出庭作證的后顧之憂。證人法律意識的高低是影響證人出庭作證的重要因素。因此,除了從立法上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之外,還要不斷增強證人的法律意識,對其進行法制宣傳教育,提高證人對出庭作證重要性的認識。使他們真正認識到出庭作證同違法犯罪作斗爭是公民應盡的法律義務,從而在刑事審判需要時能夠自覺主動地出庭作證,有效推動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同時,在我國刑事實務中已在不斷探索及完善證人保護制度,包括人身安全的保障制度、經濟補償制度等。例如,《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分別就如何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安全,對特定案件的證人、鑒定人、被害人采取特別保護措施,及對證人的補助和證人所在單位不得克扣其福利待遇等具體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只有這樣才能解決證人的后顧之憂,促使他們積極作證。

(二)嚴格規范法官對證人出庭作證的酌定權。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要求,規范法庭調查程序,確保訴訟證據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這就要求在庭審中職權主義成份受到弱化,當事人主義成份得到加強,訴訟的對抗性增強,法官居中裁判,證人出庭作證是關鍵。對于符合“對證人證言有異議”和“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兩項實質性條件的,而控辯一方或雙方堅決要求證人出庭的,法院應當同意傳召該證人出庭作證。只有在證人出庭以后,通過辯控雙方舉證質證,主詢問、反詢問、法官居中審案斷案才能實現,證人不出庭使得這一系列操作規范難以運行,嚴重影響法官心證的當庭形式。法官的心證過程應建立在原、被告雙方相互爭辯的客觀基礎之上,理愈辯愈明。法官坐堂聽案,首先聽雙方爭議的焦點,聽雙方對證人的質詢,然后就自己所不清楚的內容再問當事人、問證人,最后在聽案、問案的基礎上進行斷案。而這些環節的實現都取決于證人必須出庭。如果證人不出庭,法官的聽案、審案、斷案只能建立在書面證言基礎之上,使庭審流于形式,使庭審中心演化為庭后中心,法官判斷更多地依賴于庭下閱卷,形成所謂庭下“默讀審判”,造成一種新的庭審走過場,使庭審改革不能成功。對于未出庭作證證人的書面證言出現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無證據印證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具體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辦理死刑案件時,對未出庭作證證人的書面證言,應當聽取出庭檢察人員、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意見,并結合其他證據綜合判斷。

(三)堅持庭審證言優先采信規則,嚴格限制證人書面證言的采用。書面證言屬于傳聞證據,應當適當排除有爭議的傳聞證據。在審判實踐中,無排除有的故意作假證,有的被誤誘逼供作假證,這些有爭議的傳聞證據即提供證言的證人一旦出庭,如果經辯方質證,就很容易暴露出作證的破綻,甚至暴露證言的虛假性,由此可能動搖控方有罪或罪重的證據體系。在有的以證人證言為主導的職務犯罪案件中,即使證人有出庭的條件,但控方不同意證人出庭作證時,法院常常不允許辯方申請的證人出庭作證。這無論從法理還是從司法實踐分析,證人不出庭,僅依靠有爭議的書面證言定案是不可靠的,其已成為發生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同時,證人當庭陳述和庭前書面證言出現矛盾時,法官應當優先采納庭審中證人證言,除非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證人當庭作偽證。因此,筆者認為,對爭議的傳聞證據應當適當排除,敦促證人出庭作證并接受雙方質證。

    五、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證人不出庭作證存在諸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建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是一個系統而龐大的工程,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規定已經做出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但仍存在很多的缺陷。因此,我們還應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解決證人證言中存在的問題,將證人出庭作證進一步制度化、法律化,努力解決“訴訟活動中,通知證人到案難,到案后說實話難,再通知證人到庭上接受質證就更難”的三難現象。同時,還要大膽汲取國外有關規定,尤其是英美法系國家的一般規定,真正做到“讓證人說話”,使證人出庭作證制度能夠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更加的豐富和完善,從而更有效地推動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

    注:作者系廣東漢基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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