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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宗股權轉讓糾紛案你應如何判?


廣東漢基律師事務所 周宇

 

【案情簡介】

原告湛江某公司與被告香港某公司設立某中外合資有限公司(簡稱合資公司),雙方投資在湛江市中心地段建造某廣場,被告占股權75%,原告占25%。2012年7月17日,經湛江市人民政府(簡稱市政府)批準,并經湛江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市國資委)同意,將原告持有的25%股權協議轉讓給被告。

 2012年9月12日,雙方在湛江市國有資產產權交易中心(簡稱交易中心)的見證下,簽訂《股權轉讓合同書》,約定被告以人民幣(下同)5954萬元受讓原告持有合資公司的25%股權,被告須在簽訂本合同后,在取得商務和外匯主管部門批準之的30個工作日內,將全部轉讓價款支付至交易中心指定的帳戶。若被告逾期付款的,交易中心有權按逾期未付的款項以每日1‰罰款。若逾期超過30個工作日的,被告繳交的600萬元保證金不予以退還。同年11月26日,雙方簽訂《股權轉讓協議》,除轉(受)讓主體、轉讓標的和價款等主要條款不變外,其中將由交易中心收款改為原告收款,外匯審批事項由原告改為由合資公司辦理,并約定在取得湛江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簡稱市外經局)和外匯主管部門的批準后30個工作日內,以人民幣現金形式一次性向原告付清上述股權轉讓款。一方違約的,須向守約方賠償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

以上合同、協議簽訂后,市外經局于2012年12月3日作出《關于湛江某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等事宜的批復》,同意雙方按2012年11月26日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執行。同月5日,廣東省人民政府(簡稱省政府)發予《中華人民共和國臺港澳僑投資企業批準證書》(簡稱《批準證書》),批準雙方設立的公司從原來的中外合資企業改為被告的全資外資企業。經原告和交易中心分別向被告致函,催促其依約償付股權轉讓款。但是,被告不予償付。

原告進而訴諸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償付股權轉讓款5954萬元、判令被告從省政府2012年12月5日頒發《批準證書》之日起滿30日時,按每日1‰向原告支付違約金和延付債務利息,并判令被告負擔案件受理費。

被告應訴后辯稱:一、市國資委已同意不再履行合同,原告請求繼續履行股權轉讓合同,并要求支付股權轉讓款5954萬元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原告提交的股權轉讓合同和協議,變更了《公開競價書》的經營范圍和樓高等條款,違反了招標投標法的強制性規定,均為無效合同。三、就算原告主張的股權轉讓合同和協議有效,但未經法定部門批準,且《批準證書》已超期,屬于未生效的合同,被告也無需支付股權轉讓款。四、原告的起訴也超過訴訟時效。因而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代理意見】

本案系中外合資企業股權轉讓糾紛,爭議焦點有五:一是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是否有效?二是股權轉讓合同是否未生效?三是市國資委復函是否解除了股權轉讓合同?四是股權轉讓合同的付款條件是否成就?五是被告應否向原告支付股權轉讓款和違約金?

一、關于股權轉讓合同是否有效的問題。

2012年7月17日,經市政府和市國資委批準,同意將原告涉案的25%股權轉讓給被告。后委托評估機構評估,經市國資委核準,在交易中心的主持和見證下,于2012年9月12日簽訂《股權轉讓合同書》,后于同年11月26日又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以上合同和協議統稱為股權轉讓合同)。整個轉讓行為符合國家對外商投資企業股權變更的程序性規定,并無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被告辯稱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已經對《公開競價書》及其《轉讓合同書(樣本)》條款進行全面修改,刪除了合同實質性內容的廣場經營范圍、容積率和樓層高有關條款,并對付款方式進行了變更,認為這是違反了招投標法的強制性規定,應屬無效合同。雖然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與競價過程中提供的以上競價書和合同樣本有不同之處,但雙方系采用協議方式進行轉讓,其交易主體、標的、價款等交易實質性條款未改變,仍然保留在合同條款中,符合合同法可以協商變更的規定,沒有被告辯稱的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情形。

據被告提交的證據3、4可知,項目經營范圍、容積率、樓層高條款的修改是發生在2015年7月,而本案交易競買及簽訂股權轉讓合同發生在2012年9月和11月。發生在三年后的合同修改行為,不能代表或否定發生在三年前股權轉讓的意思表示和簽約行為。

由此可見,原告與被告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符合《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沒有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不屬于被告辯稱的無效合同。

二、關于股權轉讓合同是否生效問題。

被告引用《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第六條、第十條規定,稱涉案股權轉讓合同有權審批機關是國家商務部或省級商務主管部門,而本案批復的市外經局并非法定審批機關,因此涉案股權轉讓合同未生效。原被告雙方進行的股權轉讓行為系中外合資企業股權轉讓行為,根據《外資企業法》第六條和《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七條規定,股權轉讓的最終審批機關為省級政府。2012年12月5日省政府頒發《批準證書》,表明批準原告向被告轉讓涉案股權,從而使中外合資企業變更為外資全資公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外商投資企業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第一條規定,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自此時起已經生效。

被告引用《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第六、十條中規定并購的是“境內外商投資企業”,而本案轉讓的是原被告持有股權的中外合資企業,不屬于以上規定所稱的“境內企業”,被告引用該《規定》適用法律不當。被告辯稱轉讓涉案股權未獲外匯主管部門批準而未生效,混淆了股權轉讓行為的行政審批和外匯管理審批。被告辯稱《批準證書》已失效因此合同未生效,《批準證書》失效與經批準生效的概念和法律效果不同,兩者也不能混同。

因此,原告與被告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自2012年12月5日經省政府頒發《批準證書》時已經生效。

三、關于市國資委函是否解除股權轉讓合同的問題。

被告辯稱,市國資委于2014年3月24日作出《關于股權轉讓有關問題的函》,認為雙方簽署的股權轉讓合同時相關的情況發生了實質性變化,評估報告至今也超過使用有效期,且因職工安置問題致其無法正常受讓股權,市國資委同意不再履行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也即是市國資委解除了原被告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

據查,市國資委的《關于股權轉讓有關問題的函》 是向合資公司發文,原告及其主管部門只是被抄送單位,函旨只是針對合資公司并不是針對原告發文。而且復函中“各方同意對上述股權轉讓合同不再履行”的說法,只是市國資委與收文單位溝通協商的初步意見,當時雙方同意以最后的書面意見為準,一直都未有一致同意解除股權轉讓合同的書面意見,市國資委并不是合同的當事人,其復函不能確定雙方已協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或者不再繼續履行合同。

至于被告辯稱的因職工安置未解決,造成股權轉讓合同無法履行,原告提交的證據12證明市政府已另用土地出讓金妥善安置解決,不會造成無法履行股權轉讓合同,這與本案也沒有關聯性。至于被告辯稱廣場經營范圍和樓高改變造成無法履行合同,在股權轉讓合同中都明確約定廣場經營范圍和樓高不得改變,這也是對受讓方即被告約定的義務,并不是對原告設定的責任。

所以,被告上述理由不能作為市國資委同意不再繼續履行股權轉讓合同的證據,也不能作為解除股權轉讓合同的依據。

四、關于股權轉讓價款的付款條件成就的問題。

根據股權轉讓合同的約定:被告在取得商務主管部門和外匯管理部門批準之后的30個工作日內支付股權轉讓款給原告。這付款條件的成就有如下兩項:

(一)2012年9月12日、11月26日,原告與被告簽訂《股權轉讓合同書》和《股權轉讓協議》,后由市外經局于2012年12月3日作出批復,同意原告的股權轉讓給被告,省政府于同月5日根據《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 第七條第二款規定,批準并頒發合資公司改為被告外資全資企業的《批準證書》。至此,本案約定“取得商務主管部門的批準”的付款條件已經成就。

(二)外資企業法》第七條規定:“設立外資企業的申請經批準后,外國投資者應當在接到批準證書之日起30天內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營業執照”。《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登記管理暫行辦法》第四條規定:“企業領取《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后30天內,應當向注冊地外匯局申請辦理外匯登記手續”。但被告貽于辦理,應當在期限屆滿時,付款條件已經成就。

即使對此有異議,但國家外匯管理局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關于進一步簡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自2015年6月1日起取消外國投資者收購中方股權出資確認的外匯登記,原約定報“外匯管理部門的批準”已成為不必要,付款條件至少于2015年6月1日取消“外匯管理部門的批準”時起也自然成就。

五、被告應否支付股權轉讓款和違約金的問題。

如前所述,原告與被告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沒有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并且依法生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外商投資企業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第九條“該股權轉讓合同獲得外商投資企業審批機關批準的,對轉讓方關于支付轉讓款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應當支持”的規定,被告應當向原告償付股權轉讓款5954萬元。

至于應當在何時償付股權轉讓款呢?根據股權轉讓合同約定,被告應當在省政府2012年12月5日最終審批后30個工作日,即在2013年1月16日內,向原告支付股權轉讓款5954萬元。至少也應當在國家外匯管理局《通知》自2015年6月1日施行滿30日支付,即在2015年7月13日內,向原告支付股權轉讓款5954萬元。但被告一直至今未予償付,顯然構成違約,依法應予清償。

至于怎樣計付違約金和延付債務利息呢?雖然股權轉讓合同未有違約金約定,但結合被告逾期付款造成原告損失的實際情況,也可按合同約定由被告賠償損失。建議比照股權轉讓合同中交易中心與被告逾期付款“以每日1‰罰款”的約定,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違約金和延付債務利息,或者把這違約金和利息當作損失判決賠償。

此外,本案沒有超過訴訟時效期間。

如前所述,被告應在省政府批準的30個工作日,即在2013年1月16日付清5954萬元股權轉讓款,其后交易中心在2013年7月18日和原告在2016年2月16日前多次催促被告償付股權轉讓款。2015年6月29日,市國資委組織并主持雙方召開合資公司停發42名職工生活費和社保費以及催促被告償付股權轉讓款會議。2015年8月6日,市政府根據被告的要求,作出解決這遺留問題的資金安排。這訴訟時效期間不斷地中斷,最遲至2018年2月15日二年訴訟時效才屆滿,原告在2015年4月25日起訴,未超過訴訟時效期間。

綜上所述,原告的訴訟請求有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依法成立,請予支持,而被告的辯稱顯屬無理,請予駁回。

【判決結果】一、被告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原告支付股權轉讓款5954萬元;二、被告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原告賠償逾期付款的經濟損失(以5954萬元為本金,以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上浮30%為標準,自2015年7月14日起計至付清時止)。被告未按本判決付款的,按雙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339500元由被告負擔。

【裁判文書】原審法院認為,原告與被告訂立的股權轉讓合同有效且已生效,合同不存在一致同意解除的情形,在雙方約定的付款條件已成就的情形下,被告未按照約定支付股權轉讓款已構成違約,現原告要求被告償付股權轉讓款5954萬元的訴訟請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辯稱原告的起訴已超過訴訟時效,由于本案付款的最后期限是在2015年7月13日,原告在2016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訴訟未超出二年訴訟時效期間,對其該項訴訟請求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違約金和延付債務利息的問題,原告要求被告自2012年12月5日省政府批準合資公司變更為被告全資企業滿30個工作日,即自2013年1月16日起按每日1‰支付違約金和延付債務利息,雙方訂立的股權轉讓合同沒有約定,且每日1‰支付的標準過高。被告應在2015年7月13日之前支付股權轉讓款,本院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第四款及《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人民幣貸款利率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確定以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上浮30%為標準,以全部未支付股權轉讓款總額5954萬元為本金,賠償原告因被告逾期付款造成的經濟損失。

【案例評析】對于中外合資企業的股權轉讓糾紛,除論述具備公司法的一般條件外,還需要分析其合同效力、法律適用、審批程序等特殊性。承辦律師圍繞如下三方面的爭議展開論述。

在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方面,整個轉讓行為符合外商投資企業股權變更的程序性規定,沒有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屬于有效合同。涉案合資公司是外商投資企業,審批機關是省政府,并不是被告引用《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的“商務部或省級商務主管部門”。自從省政府頒發《批準證書》后,涉案股權轉讓合同依法已生效。后因被告怠于辦理外匯和工商變更登記而超期,但《批準證書》的失效,不能否定業經省政府的審批生效。

在股權轉讓款付款條件成就方面, 2012年12月5日省政府頒發《批準證書》后,股權付款條件已成就。合同改由被告的合資公司申辦,法律也規定由外資企業在30日內申辦,自被告怠誤申辦在2013年1月16日屆滿時付款條件也成就。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通知》規定,取消外匯登記核準審批,原約定由外匯管理部門審批已成為不必要,付款條件于取消外匯審批的2015年6月1日時也自然成就。

在支付違約金方面,雖然股權轉讓合同沒有違約金的約定,但據股權轉讓合同違約方向守約方賠償損失的約定,律師建議根據合同和比照交易中心與被告因逾期付款“以每日1‰罰款” 的約定,判令被告支付違約金和債務延付利息(即賠償經濟損失),法院最后確定以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上浮30%為標準,判決被告賠償原告因被告逾期付款造成的經濟損失。

法院最后采納律師的意見,支持原告絕大部分的訴訟請求,律師的論證切合事實,于法有據,法理功底扎實,圓滿辦結了本案。

【結語和建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涉外的中外合資企業股權轉讓,是涉外法律服務的重要業務,值得律師進一步開拓和研究。上述案例盤根錯節,呈現“剪不斷,理不順”的態勢,承辦律師在此復雜的迷惘中尋覓方向,厘清事實,撥云見日,收集充分的證據和熟讀法律法規、單行條例、行政規章,立足案件事實,準確擬定突破口,提出適法正確的代理意見,最終取得良好的判決效果,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本案的辦案思路清晰,法律分析正確,能夠代表律師在涉外業務領域中的服務和水平,彰顯律師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作用。現予以推介,建議大家共同研討,把律師代理涉外民商訴訟推向新臺階,展示律師的水平和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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